“生产100万条超市自有品牌的内裤，每条挣1毛钱，总共能挣10万元。”郑波说，当时做这一单生意，要全厂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干3个月，才能完成，“我心里其实很不舒服。山东是文化大省，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，代工厂每天埋头给日韩牌子做加工，产品质量再好，自己没有定价权也是白搭。”

很多人说，郑波这是在“找死”。但郑波却饶有兴致地回复别人：“我宁可找死，也绝不等死。”他再也不想做没有品牌、没有定价权、没有生命力的代工厂生意了。

一大早，程东村驻村第一书记郑波忙着处理手头要紧工作，时不时望着窗外飘起的小雨滴，越来越放心不下长期因病致贫的村民屈兰娣一家。“大嫂身体恢复咋样，大儿子病情好转没有，两个年幼的孙子会不会感冒.....”郑波连续拨打了三次电话无人应答时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带着慰问品直奔屈兰娣家。

也是在2014年，A公司所在地警方开始立案调查此事。2015年，随着警方调查，丁学曼与郑波、蔡宜生、严璋一起商议对策。已经在省高院任职的郑波，给丁学曼支招，让其写信向A公司所在地公安厅及纪委举报，以阻止公安调查。

一件福娃圆领T恤卖98元，一件福娃有领T恤卖298元……郑波大致算过，一件带品牌的服装溢价是成本价的四五倍，“看上去我只是付费买了几张图而已，但我有品牌了，我有了真正的定价权”。

郑波可能是最早一拨想要争夺“定价权”的代工厂老板。他从青岛开始，然后覆盖山东省，再到中国东北部地区，一家一家地开设“红纺服装”的品牌店，想要在茫茫服装品牌中找到自己的“定价”。

其中，郑波在办公室内，对一份判决书中的两个字进行了修改——这成为这场豪夺的关键。目前，上述四人均已被相关部门控制。引爆此事的，则是丁学曼的弟弟李某某(随母姓)，其作为“人头”因不满“零分成”，而将郑波等人悉数讲出，纪委、公安等随即查实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核实，湖南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、拥有“湖南省优秀青年卫士”称号的郑波，已被采取留置措施。1980年出生的郑波，被证实与华容县政协副主席蔡宜生、岳房公司原财务总监丁学曼、董秘严璋一起，趁范日旭被抓，以低价获得了上述股份。

屈兰娣一家七口人，大儿子常年患病，缺少主要劳力，还有两个孙子需要老人照顾。土地成为一家人生活的希望。家里四亩来地，2020年全部种了辣椒，等到辣椒一成熟，郑波就忙着帮销售。

有一次，红纺设计的福娃T恤上，把奥运五环中的“红环”颜色做了一些调整。郑波立刻被奥组委抓去谈话，“他们说，给你这个色，就是这个色，不能动。这是人家的知识产权”。那天，郑波真正感受了“知识产权”的厉害。

“生产100万条超市自有品牌的内裤，每条挣1毛钱，总共能挣10万元。”郑波说，当时做这一单生意，要全厂工人加班加点拼命干3个月，才能完成，“我心里其实很不舒服。山东是文化大省，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，代工厂每天埋头给日韩牌子做加工，产品质量再好，自己没有定价权也是白搭。”